医疗纠纷因其极强的专业技术性以及基于行业特性和习惯的信息封闭，使患者的维权行动充满了困难，即算是专职律师，面对复杂的医疗纠纷也一筹莫展。患者往往提心吊胆地就诊，唯恐纠纷发生后难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利。现在就患者如何应对医疗纠纷、最大效率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作一些介绍。

       一、患者的诉前准备
       在医疗过程中，一旦出现未能预见的损害后果；或虽是已经有预见的后果而患者认为仍是不应出现的；或因医方误诊或“不作为”导致疾病延误加重损害的等上述情形，均会导致医患纠纷的产生，如损害后果足够严重，患者均可能走上维权之路。那么，患者应怎样才能最高效率地维权呢？
       首先，证据（主要指病历，其它还有相关物证，如药物，血液等）的固定是关键。为了防止医务人员修改病历资料掩饰错误，患方应在第一时间，通过合法手续，依正当程序复印医嘱单，入院记录等，同时与院方一道，共同封存其余不允许复印的资料（主要指病程记录、会诊意见等），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患者死亡，其亲属提出上述要求时，应提供其与患者亲属关系的合法证明，如缺少该合法证明，最好不要冒失地提出要求，因为医院可依法拒绝你的要求而赢得时间。
       其次，在拿到相关病历资料以后应进行初步分析和评估，分析在医疗过程中是否可能存在诊疗过失且该过失是否就是损害发生的原因，当然，这种分析只能交由相关的专业人员完成。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医疗过失行为则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不属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予赔偿，因此，正确的评估结论可使维权行动有的放矢，而盲目地挑起纠纷或提起诉讼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做好了上面所说的，以后的事就容易得多了。

       二、医疗技术鉴定  
       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主要由本省、本市的专家组成，他们与当事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往往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鉴定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保护是公认的不争事实。不仅如此，以患者贫乏的医学知识更难以应对对方专业技术人员的论辩，使鉴定委员会更容易采信对方的主张。这样一来，患者若想得到公正的鉴定结论还确实不容易。然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明确规定，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它已赋于鉴定结论在事故处理中的终极权威的地位（虽然它并不能逃避司法审查），因此，鉴定结论的失利是患者维权失败的关键因素。面对这种现状，最有效的办法是委托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律师介入鉴定，以弥补患者在鉴定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事故鉴定是医患双方的第一次较量，也是最关键的战役，此时专业律师的作用远大于此后诉讼中律师的作用，如此战役失利，则在以后的诉讼中，即使付出百倍的努力也难以保证能够挽回。
       而此时精通医学的律师就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发挥其独有的优势了。他可以直击对方要害，消除对方的优势地位，直接影响鉴定委员会，促使作出公正的鉴定结论。

       三、诉讼中的补救
       如果在医疗技术鉴定中获得了有利的鉴定结论，以后的诉讼就变得简单而又轻松了，无论哪个律师都能够顺利完成。可法律实务中，往往患者得到的是不公正的鉴定结论，然后才请律师参与诉讼。这种情形下，是否能够推翻和怎挥推翻鉴定结论，很多非专业的律师都感到困惑，甚至于无从下手。
       如前所述，患者方在鉴定中的失利将给诉讼带来很大的困难，确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挽回（不是一定能挽回），那么，我们应怎样才能挽回失利，让法官作出公正判决呢？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鉴定结论仅是证据的一种，在医疗纠纷案中，它是法官据以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既然是证据，依法应通过双方的质证，再由法官决定是否采信（此处体现了司法的最终审查权）。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是诉讼中的关键，它关系到该鉴定结论是否被采信，如果此时能推翻该结论，则诉讼将向胜利的方向前进，如果没能推翻它，则诉讼的目的就基本不能实现了。
       然而、要推翻该鉴定结论确实是困难的，如果没有（医学）专家证人的支持，没有精通医学的律师参与，即算有充分的理由，也难与鉴定委员会的专家较量，因为他们是专家，法官更容易采信他们的意见。而征寻专家证人与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抗衡，理论上可行，实践中却难以做到，因为以其医学专家的身份，要冒得罪同行的危险，如站在受害患者一方向同行开刀，恐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法律实务中就有在全国征寻（医学）专家证人未果的实例。这时，专业（医学）律师的价值就突现出来了。
       现行法律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我们应把握质询鉴定人的机会，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鉴定人员的资格、鉴定方法的科学性、支持鉴定结论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等几个方面质询鉴定人。如果该鉴定结论确系不科学、不公正的结论，则通过精辟的质询和论辩后，有可能将之推翻。如此，法院将委托其它鉴定机关重新鉴定，或判决医疗机构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非专业（医学）的律师要做到这一点，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典型案例一、张某诉望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见长中民一终字2003第333号判决书）。该案是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非事故”的鉴定结论后才邀请笔者介入的。一审法院无视律师对鉴定结论的异议，采信了显失公正且程序违法的鉴定结论，作出了对患者极其不利的判决。幸亏二审法院的法官工作严谨，审慎对待鉴定结论，在专业律师的据理力争下，作出了拒不采信鉴定结论的认证决定，纠正了一审的不公判决。透过该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审判人员对于鉴定结论一般持先入为主的肯定意见，尽管我们说还有最后的司法审查可以依赖，但真正要在法庭上推翻鉴定结论，无疑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典型案例二、杨金汕诉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医疗损害案。该案在医患纠纷发生开始，笔者就以律师.医师的双重身份介入，立即冻结病历资料，并对案情作出了正确的评估，然后果断地提起诉讼。在深圳市医鉴会的鉴定中，代理当事人进行案情陈述，与医院方展开了激烈的辨论。在市级鉴定结论明显失公的情形下，有的放肆地提出了再次鉴定申请，然后，在广东省医鉴会的鉴定中，憾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该案目前虽未审结，但对于当事人而言，激烈的论争已经结束，可谓胜券在握了。
       通过上面两个典型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证据的固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论争是患者维权的要点，而专业律师的提前介入是患者占据先机的有力保证。